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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

1927 - 1937

1927至1929年,北京大学处于动荡之中。奉系军阀攫取北京政权后,实行恐怖统治,悍然杀害了北大教授李大钊等人,把具有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视为眼中钉,1927年8月颁令将北京大学与北京其他国立八校合并组成国立京师大学校。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奉系军阀退出关外,北大师生开展复校斗争,发表《北大宣言》:“我们北京大学受军阀恶势力的摧残已经整整一年了。……但是我们时时刻刻忘不了我们的北京大学。北大固有的精神仍卓然存在。”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先是决定将京师大学校改称中华大学,后又把中华大学改为北平大学,隶属北平大学区。北大师生坚决反对,组织复校委员会,阻止当局以武力接收北大。1929年初,国民政府教育部作出让步,把北大定名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北大组织不变,对外仍可译为北京大学。北大在被迫停课9个月之后,于3月11日开学复课。6月,国民政府停止实行大学区制,8月,正式恢复国立北京大学校名。复校斗争取得胜利。

1930年12月,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十六字方针,改评议会为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大政方针的决策机构,另设行政会议和教务会议,学校的管理更趋规范。1932年6月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实行学院制,改文、理、法三科为文、理、法三个学院,胡适、刘树杞、周炳琳分任院长。下设14个学系:文学院有哲学系、史学系、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包括英、法、德、日四组)、教育学系;理学院有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地质学系、生物学系、心理学系;法学院有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对教师队伍进行整顿,延揽国内一流学者,实行教授专任制,北大的教学和科研得以较快发展。1932年制定了《国立北京大学学则》,实行学分制,要求学生具有文、理方面基本知识,文学院一年级开设必修课“科学概论”,理学院一年级开设必修课“国文”。据1935年统计,全校开设课程288门。这一时期,虽然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党化”政治日趋加强,但北大仍保留“五四”以来开设的部分社会科学理论课,如“马克思学说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说”、“唯物主义与教育”等。1932年,成立研究院,下设三部:原研究所国学门改为文史部,增设自然科学部和社会科学部。1934年又将三部改为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研究生入学考试、论文答辩等制度日臻规范。

1931年7月,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设立合作研究特款,用于购买图书、仪器,资助建筑设施,设立研究教授(先后聘请研究教授29人),举办学术讲座,设立助学金及奖学金。这笔经费对北大教学和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1935年北大兴建了新的图书馆,可藏书30万册,设有500个座位。理科各系的教学科研设施也得到了改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于1931年至1937年担任北大地质学系主任,对北大地质学建设和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他主持下新建了地质馆,设立了矿物、古生物学等实验室,开辟了地质陈列室和研究室。颜任光教授主持物理学系后,建立了普通物理、专门物理等十多个实验室,成为当时国内同类专业中设备较齐全的系。1936年新建了宿舍灰楼,改善了学生的住宿条件。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先后邀请哈佛大学教授威尔逊,伦敦大学教授斯密斯,巴黎大学教授郎之万,以及在量子力学创立和诠释方面作出伟大贡献的丹麦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来校讲学。这段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有:李四光的《关于第四纪中国及东亚气候之讨论》等论著奠定了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的基础;丁文江与葛利普合作的《中国二叠纪及其二叠纪分层之意义》等论文曾在华盛顿第十六次国际地质学会上宣读;另有饶毓泰、曾昭抡、孙承谔在物理学、化学领域的成果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文科和法科也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著。

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北大师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北大学生会立即发出抗日通电,呼吁“速息内战,一致抗日”。1931年12月1日,230余名学生组织南下示威团,赴南京向蒋介石示威,发表《告全国民众书》,要求政府“立即收回东北失地”,“立即全国总动员对日本绝交”。1935年12月,华北危在旦夕,清华、燕大、北大等北京大专院校和东北大学师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抗日救亡高潮。12月9日,爱国学生冲破军警封锁,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新华门前示威,向当局提出反对“防共自治”,公布中日交涉经过,保障地方领土安全,停止一切内战,给予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六项要求。会后示威游行队伍遭军警镇压,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伤。北大学生返校后,召开全体大会,通过总罢课决议。12月16日,为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市学联组织全市学生游行示威,北大负责率领第三大队2000多人,冲破阻拦,到达天桥与清华、燕大等20余校同学汇集,举行市民大会,北平各界群众和东北流亡同胞纷纷自动参加,与会者达3万余人。大会发表了《告民众书》,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会后,学生和市民组成的游行队伍进行总示威。“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运动后期,平津学联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北大负责的第一团到河北固安、任丘、霸县、保定一线,步行700余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发起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返回北平后,与第三团倡议成立的“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合并,于1936年2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京郊区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大民先队队员奔赴延安或抗日根据地的有60余人,为民族解放和革命胜利作出了贡献。